上一次将人类迁入高层住宅的社会实验，是怎样失败的

发布时间：2025-04-05 05:02:02 来源：新闻推荐网 作者：舞雪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迎来了上海徐汇新村等第一批高层住宅。等到了2000年之后，高层住宅完成了向各个层级城市的下沉。小时候，我们看《蜡笔小新》，发现风间说自己住的是“有电梯的高层公寓”，都十分羡慕，也想去风间家好好玩玩。但长大后，我们知道了，高楼大厦，就是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居住状态。不仅如此，在数十年后的如今，人们甚至会对这些高楼建筑焦虑、鄙夷。相对于日本的一户建，或者北美的郊区别墅这种独栋。高层住宅设备老化、绿化萎缩、物业破产的风险如幽灵般困扰着住户。这堆“掏空六个钱包”的混凝土，会不会在未来逐渐衰败？在知乎上，题为“高层住宅小区会沦为贫民窟么？”的回答已经收获了1788个回答和5079万次浏览量。就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其他国家的案例。在中国大陆之前，第一次将居民大规模搬迁入高层住宅的社会实验。既不是苏联的赫鲁晓夫楼，也不是新加坡或香港的高层住宅。根据我国住宅设计规范，高层住宅意为十层及十层以上的建筑，苏联在60年代大规模建造的赫鲁晓夫楼往往只有3-5层；新加坡和香港启发了当代中国的地产开发，但它们的建造腾飞于60-70年代，在时间上较晚。造价低廉的赫鲁晓夫楼影响了东亚、中亚、东欧等前社会主义世界的居民住宅，中国的“筒子楼”亦受到赫鲁晓夫楼的直接影响。当地狭人稠的香港和新加坡大规模开发高层住宅时，将人类大规模迁入高层住宅的第一次实验已经步入尾声。这个实验地在欧洲，在法国，偏爱奥斯曼式建筑和乡村田园的法国人曾在20世纪掀起建造混凝土住宅的热潮，人们将配有新型家用电器，视野开阔的高层住宅视作现代性的象征。巴黎奥斯曼式建筑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大型的城市实验。01 田园城市与屋苑：住宅的英法之争高层建筑在其诞生初期，也曾是先锋艺术和政治运动的产物。工业时代的发展，人口迅速的爆发，并聚集到城市，现代交通工具的迅速研发，又导致基建难以迅速跟上，于是，旧有的空间秩序瓦解了。用人话说，就是住不下了。所以在横向空间的基础上，人们看向了城市的垂直空间。高层住宅正是对这一住宅危机的回应。898年，英国城市规划学家艾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gardens cities）。霍华德认为，被污染的工业城镇令人厌恶，但我们也不可能回到传统乡村，未来的城市应当在文化与自然、公共生活与私密性之间寻找平衡的契机。明日之城由多个“田园城市”组成，每个城市花园占地约2400亩，其中，公共建筑集中于城市中心，居民建筑应为低密度的低层住宅或私人独立别墅，一英亩的住宅数量不应超过30所，城市四周由田地和花园包围。1903年，霍华德在伦敦北郊莱奇沃斯（Letchworth）处建造了第一处试验性“田园城市”。战后，田园城市方案在英国、低地国家和北欧大受欢迎，成为了那里主要的住房形态。今日的莱奇沃斯花园城现代社会高层住宅区，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田园城市”的反题。1935年，法国城市规划学家罗蒂瓦尔（Maurice Rotival）在一篇发表于《当代建筑学》（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的文章中提出了“屋苑”（grand ensemble）的概。在法语中，grand ensemble直译为“大集体”。就视觉观感而言，它更像现代的“小区”。根据法国文化部文化遗产清点目录（l'Inventaire）中所说。“屋苑”就是：“是一种包含多个独立建筑的城市规划项目……屋苑可用于商业和住宅，在承担住宅功能的情况下，屋苑可容纳几百或上千个住宅单元”。法文中，“长条形公寓楼”是barres，指排列成长条状的多层建筑，常组成建筑群。高层公寓楼是tours，指高耸入云的塔楼式建筑。严格来说，当代中国的高层小区，更类似于屋苑中的tours。法国“Barres”案例法国“Tours”案例一个法国功能主义建筑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明日城市》中是这么展望未来的城市景观的：“这些高层之间的距离很大，把迄今为止摊在地上的东西送上云霄”至于住宅，在柯布西耶看来，它是住人的机器，人们应当抛弃无益的“风格”，根据人的生存需要分隔空间，配置居住机械。一个理性的适合老百姓居住的住宅应当有：一间厨房、一间餐厅、一间工作室、一间浴室和一间卧室。至于“帐幔帷幕”、“庞大而无用的坡顶”、“吊灯与壁炉”等奢侈繁复的建筑部件，均应当从住宅中清除。柯布西耶1925年提出的plan viosin最后，在柯布西耶看来，城市应当被划分为诸多功能区，由诸多高层公寓楼构成的住宅区通过巨大的停车场和四通八达的道路和工业、文化与政治功能区相联系。1943年，在第四届国际建筑师大会中，柯布西耶主笔完成了《雅典宪章》，规划起了未来的“功能主义城市” 。1947-1952年之间，柯布西耶在马赛用清水混凝土建成了12层的高层住宅“光彩城”(cité radieuse)，这座建筑也成为现代高层住宅的张目之作。柯布西耶设计的高层建筑，位于马赛的“光之城”高层、功能主义住宅和城市功能区构成了高层建筑的“三位一体”。我们今日的住宅，自此获得了理论上的存在。02 二十世纪50~70年代：法国人和高层建筑的暧昧期当罗蒂瓦尔和柯布西耶构思未来的城市时，法国已经开始了建造高层住宅的零星实验。只不过，当中国在70年代末引入高层住宅时，它被视作财富的象征。但在高层住宅的起源地，它从一开始就与“贫困”和“监禁”的意象纠缠不清。法国第一处“屋苑”是塞纳公共廉租房办公室（Office public HBM de la Seine）于1931-1934年之间在巴黎北郊德朗西建造的棚舍城（Cité de la Muette），拥有5座15层高层住宅和1座集体活动室，旨在为工人提供保障性住房。二战中，巴黎沦陷后，德国占领军曾将棚舍城用作关押抵抗战士、英国公民和犹太人的集中营。许多犹太人正是从棚舍城开始，踏上前往奥斯维辛的死亡之旅。棚舍城同一时期，法国南部城市里昂在老城的东南区为工人阶层建造了以六层住宅为主的“美国街区”（quartier des États-Unis），美国街区包含1560处住宅，可为工人提供相对舒适的居住环境。“美国街区”今昔，可看出保养状态极好奥斯曼式建筑图解战后法国经历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农民背井离乡，涌入百废待兴的城市，土崩瓦解的法兰西殖民帝国也为本土源源不断地输送着难民和劳工。法国农业人口比例从1945年的47%减少到1980年的26%，数据来源：Banque Mondial面对涌入的人流，造价昂贵、建造周期漫长的奥斯曼式建筑难堪重负，城市内部的逼仄住宅区逐渐拥挤不堪。截至1954年，法国住房形势已恶化到灾难性的地步，在全法1400万处住宅中，半数住宅缺乏自来水，75%的住宅缺乏卫生间，90%的住宅缺乏浴室，同时，有300万处住宅处于人口过载状态。法国急需一种能在短时间内大量建造的高密度住宅。50年代初拥挤不堪的巴黎住宅区巧合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修建“大西洋堡垒”（Mur de l’Atlantique）等军事工程，法国本土积累了混凝土等工业部门的巨大产能。大西洋堡垒功能主义的建筑理念、住房矛盾和过剩的混凝土产能使法国的技术官僚们重新发现了“屋苑”。1957年，为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法国“重建与城市化部”（Ministère de la Reconstruction et de l'Urbanisme）出台规划，通过国家投资，主导了大规模的住宅建造计划，在全境内修缮老城，建造工业新城。1950年代的法国在规划中，法国划定了“优先城市化区域”（zones à urbaniser en priorité，以下简称为ZUP）。这些区域大多位于两种区域，第一种是尚未完成19世纪式奥斯曼改造的老城街区，第二种则是人口稀疏、空间广阔的城市远郊，例如，南法图卢兹（Toulouse）的ZUP勒米哈伊（Le Mirail）距离老城足有5.5km的距离。巴黎的ZUP则选址在偏远的萨赛勒（Sarcelle）。根据规划，ZUP的主要社区形态正能够容纳1000-10000处住宅的屋苑，屋苑中的高层建筑以10-20层为主。图卢兹Le Mirail深色区域为20世纪50-70年代巴黎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区域，多位于远郊自1957年到1969年，法国本土共规划197处ZUP，可提供220万间住宅。按三口之家推算，在彼时人口仅有5156万的法国，有660万法国人曾经居住在屋苑。其中，规模最大的巴黎“四千城”（Les 4000）屋苑包含11座高层住宅，最高的一座达到26层，11座建筑共可容纳12万人居住。巴黎四千城的26层住宅屋苑内部配备有自来水、中央供暖、电梯和垃圾回收装置，档案记录了许多法国人第一次搬入高层住宅时的心理震颤：“当我们回到公寓时，惊叹不已，这里的空间太宽敞了。我们看到了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一个客厅……竟然还有一个厨房，哪怕它很小”（Aux Courtilières : Histoires singulières et exemplaires, Éditions Créaphis, Grane, 2005）按照规划，每处ZUP均有建筑师参与，他们将与政府和建筑商合作，确定建筑的外部风格。得益于建筑师的参与，一些“屋苑”颇具特色。例如，图卢兹的勒米哈伊采用了“Y”字式的楼体设计。70年代，由建筑师格兰瓦尔（Gérard Grandval）在巴黎南郊设计的15层公寓配有两米高的甘蓝状阳台，可以种植观赏植物，该住宅区也因此被称为“甘蓝”（Les Choux）。同样在70年代完工的高层住宅艾劳德（Aillaud）由相邻的圆柱形塔楼构成，外立面通过玻璃颜料着色，窗户采用方形、圆形或水滴形状。然而，随着标准化建筑程序的发展，在许多屋苑项目中，建筑师的角色逐渐弱化，建筑公司开始广泛使用预制组件。法国屋苑的标准化生产技艺曾被出口到苏联，只是我们还无法查证，后来从苏联影响到中国的赫鲁晓夫楼，是否也有法式屋苑的影子。50年代的法国人相信，这些混凝土建筑可以维持70到100年。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法国人和高层住宅的暧昧期仅仅存在了20年。03 画地为牢：反屋苑的社会思潮与屋苑的终结前文提到，二战中，德国国防军曾发现，屋苑“棚舍城”特别适合被改造为集中营。房间按照几何编号，恰可充当囚室，只要设置围栏，封闭门窗，极少数纳粹便可轻松控制整个屋苑。战后，入住屋苑的法国人很快有了类似的囚禁体验。德国占领下的巴黎在屋苑中，建筑遵循着相同的工业制程和空间设计，彼此同质，只能依靠几何数字相互区分。空间丧失了个性，也缺乏闲暇。法国人的屋苑是坐落在停车场上的睡城，它并没有被有机地整合入原有城市风貌，而是被突兀地安置在城市郊区，90%的居民在ZUP之外的城区工作，每日往返通勤。在规划者看来，屋苑的存在只为了满足平民阶级夜晚的生存性需要，他们实践了柯布西耶的理念，为屋苑规划了巨大的停车场宽广的通勤车道，鼓励居民驾车前往其他城市功能区工作和娱乐。与此同时，屋苑内部的公共空间却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当建筑师在功能主义传统中思考屋苑的公共空间时，他们所想的更多是卫生和通风，而非美学与社交需求，高层建筑之间没有庭院、绿道、树林、酒吧、咖啡厅或其他娱乐设施，常常只有大块荒芜的水泥空地。宽阔的通勤车道，同质化的住宅和水泥空地统治着屋苑，在公共性和私密性之间，屋苑缺乏在历史中缓慢形成的、富有烟火气息的、毛细血管式的复杂街区，“睡城”的性质进一步隔断了居民的日常交流和社会连结，使之成为原子化的牢笼。中文将这种建筑称作“鸽子笼”，而法国人则将这种屋苑称作“兔笼”。“兔笼”中，居民一旦离开房屋，便屈从于普遍的凝视过程，他既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当他们在车道和水泥空地上闲逛时，陌生的邻居可以透过窗户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屋苑的管理者在楼道中巡视，警示潜在的越轨者，屋苑的居民回忆道：“我们不能骑车穿过屋苑大厅......即使我们就在大厅旁边。我们可不想被抓住。母亲们也不能把婴儿车或推车放在走廊里，这是被禁止的。更有甚者，当我们不想下楼时，会在走廊里玩耍，有时会把玩偶放到走廊里，如果被管理员看到，他也会厉声斥责”（节选自：Sylvain TABOURY, Billardon : Histoire d’un grand ensemble (1953-2003), Éditions Créaphis, Grane, 2004）权力对屋苑的浸润不仅于此，对于治安机构来说，屋苑内的高密度人口是潜在的冲突来源，为了防患于未然，管理者对居民的日常生活进行了严格的管制，禁止在客厅、阳台和卧室洗涤和晾晒衣物，住房入口不得存放任何物品，哪怕是拆卸窗帘，都需要遵循警署颁布的条例。居民、管理者和警署的目光在庞大的混凝土块中相互碰撞、交织，永不停歇。与屋苑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将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权力形式称作“全景敞式监狱”（Panoptique），“全景敞式监狱”最初是19世纪司法改革家的乌托邦，他们希望设计由圆形大厅和百叶窗检查室构成的监狱，在这里，一名警卫便能监视楼内的所有囚犯，而恐惧惩戒的凡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监视，只能保持自我控制。全景敞式监狱在福柯看来，“全景敞式监狱”是现代社会的隐喻，它的权力是非司法性的，既不依赖于国家权力机器，也不屈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而是通过学校、监狱、工厂、军营等日常化社会装置内嵌入社会肌体，在那里，空间被按照几何秩序分割，自然时间成为精心计算的日程表，在几何方块和日程表中，个体被纳入普遍的规训，他必须不断训练和优化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屋苑正是一个“全景敞式监狱”，是摧毁人性的技术乌托邦。不仅如此，技术官僚将屋苑定性为社会保障性住房，人为地在“全景敞式监狱”中引入了阶层的区隔。工人和移民居住在郊区功能单一、限制严格的高层住宅，资产阶级则在富有生活气息的老城和田园式住宅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空间的交互体验由此被转译为阶级品味和地位的差异，郊区屋苑逐渐成为贫困、囚禁和缺乏教养的视觉表征。巴黎老城自20世纪60年代起，法国公众对屋苑的敌意与日俱增，称其为“人性的绞肉机”，抗议它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到了70年代，屋苑几乎已经成了人民之敌。1973年，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法国装备、住房与运输部部长吉查德（Olivier Guichard）签署题为“不要高层公寓，也不要长条形公寓”（Ni tours，ni barres）通函。通函中写道：“（我们）要对抗由于住宅导致的社会隔离......同质化的住宅，单调的建筑形式，建造与设计过程中人本原则的丧失使得屋苑无法被整合入城市，使居民无法融入社区生活”法国电视节目“回应的权利”1977年，法国政府宣布，私人住宅将取代集体住宅，成为公共财政的优先资助对象。法国的高层住宅规划就此草草收场。1982年，法国电视节目《回应的权利》（droit de réponse）推出了新一期节目，主题是：“应当将所有屋苑夷为平地么？”。自这一时期开始，法国开始陆续拆除屋苑，或将其改造为更富有烟火气息，适合共同生活的新街区。被拆除的屋苑然而，许多幸存下来的屋苑的确陷入了贫民窟化的深渊。80年代后，欧洲经济增长趋势趋，产业逐渐向新兴经济体迁移，“屋苑”的工人阶层大规模失业。社会秩序的紊乱加速了工人中产阶层的迁出，他们留下的房屋迅速被北非和黑非洲的新移民占领，这些移民往往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加速了“贫困化-中产阶级迁出-进一步贫困化”的恶性循环。法国工厂贫民窟化的屋苑从1957年开始建立ZUP，到1977年的法令，不过20年光景。如今，许多屋苑不仅沦为贫民窟，甚至被归类为“问题街区”（zones urbaines sensibles），也就是社会冲突最为尖锐的暴力街区。04 我们的高层住宅，能摆脱法国屋苑的命运么？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曾批评：“极端现代主义项目的霸权和精确不仅仅来自忽略不确定性，而且还在于将发展的主体标准化。”为了进行大规模计划，主体被缩减为没有性别、品位、历史、价值、意见和自己的想法，没有传统和特定个性的人。如果将现代性理解为理性与秩序的统治，那么屋苑便是极端现代主义的牺牲品，是法国技术官僚自上而下设计城市的失败。当我们讨论高层住宅的未来时，常常着眼于技术性和财政性的维护问题，然而，令人唏嘘的是，在屋苑的社会实验中，它的失败与维护问题无关。由于公共财政承担了屋苑维护的责任，大多数建筑仍运转良好。真正摧毁屋苑的，并非技术，而是画地为牢的生存体验、复杂街区的匮乏、城市功能单一造成的心理创伤，80年代的去工业化则为屋苑敲响了最后的丧钟。相对于技术—财政因素，城市规划理念和宏观经济周期同样能决定高层住宅的兴亡。武汉的高层住宅与法国的屋苑相比，尽管仍有同质化的弊病，当代大陆的高层住宅在建筑与城市的关系上具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于土地产权制度的差异，当代中国城市的景观经历了激进的重塑，高层住宅可以“嵌入”城市，不会成为孤悬在外的睡城。功能主义的理念已经削弱，许多高层住宅配有充足的休闲和娱乐空间。最后，在“高层住宅”和其他住宅类型中尚未像法国那样严重的阶层区隔。在不远的未来，高层住宅并不会经历法国式的系统性衰落，但残酷的分化过程在所难免，部分规划失败的高层住宅（居住环境单调、远离其他城市功能区、依赖落后产业就业群体）难以重蹈屋苑的覆辙，至于幸运儿，它们将接受技术—财政问题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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